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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教育革新第一人

[日期:2006-02-15]   来源:  作者:徐绥之   [字体: ]   【 推荐 】   【 打印

    作为教育革新家、政治改革家,蔡元培留给后人的影响,已十分丰富。但陈独秀以上所谈第二点,在我看来尤为重要——“兼容并包”,其实很难判定是哪个人独创的高明思想;只因蔡元培在民初教育部、北京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身体力行,却被赋予了格外重大的、深远的历史意义。在这一氛围中孕育和弘扬的“五四”精神,不仅为30年后的新中国培养出第一代创业者中众多领袖菁英,而且,眼下又已经重新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因此,把蔡元培排在榜上第五位,我相信是合适的。
 
 
    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专制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专制之教育。——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1912)
 
    独我中华民族,凡持极端学说的,一经试验,辄失败;而为中庸之道,称常为多数人所赞同,而且较为持久。——蔡元培(《中华民族与中庸之道》,1931)
 
    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1937)
 
    全部中国思想史,亦可谓即是一部教育思想史。至少一切思想之主脑,或重心,或其出发点与归宿点,则必然在教育。——钱穆(《中国教育制度与教育思想》,1970)
 
百年百人排行榜  第五位
 
蔡元培:教育革新第一人
 
(1868.1.11.~1940.3.5.)【清同治六年(丁卯)十二月十七日生,终年72岁】

    百年改革开放进程中,教育始终起着基础性作用;而蔡元培,堪称20世纪中国教育革命第一人。民元至30年代,他历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特别是“五四”时期,他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荟萃学界精英于北大,孕育了新的时代。美国哲学家杜威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注1〕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生于浙江绍兴一商人世家。11岁丧父,家境从此萧条。15岁中秀才,21岁中举,24岁中进士、选翰林。其后接触西方政治学说和维新思潮,同情康梁,尤佩服谭嗣同〔注2〕。戊戌政变后,再无心情做官,但不像康有为仍寄希望于光绪复位,也没马上转到排满革命,而认为“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此后北京政府,无可希望,故抛弃京职,而愿委身于教育”(《口述传略》)。

 

    戊戌岁末,蔡元培返乡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是为他服务新学校之始。1901年应聘上海南洋公学,任特班总教习,继而参与创立中国教育会、爱国女学、爱国学社。随着他日趋倾向革命,后三者已非单纯教育团体。1904年,他加入黄兴等领导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与浙省革命者创建以“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为宗旨的光复会,被推为会长。翌年,孙中山、黄兴在东京成立同盟会,蔡随即加入,并任上海分会会长。不久,因人事纠葛,离南方到北京,1907年出洋留学。在德、法等国,他一边读哲学、心理学、美术史等,一边编译书籍,兼做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辛亥武昌起义后,他于年底返沪。曾多次代表浙江革命党跟各地各派洽商,对化解冲突、草创民国乃至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都起了重要作用。〔注2〕
 
    民元1月,蔡元培受命筹组教育部。上任伊始即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及美育教育”的新方针,“为民主共和教育奠定了第一块基石”〔注3〕。更以极高效率,凑起精干班底,不讲排场,分工做事,短短一个多月内,共颁布普通教育“暂行法”、“课程标准”等法令、规章30余种。2月,清帝退位,他受命担任“迎袁专使”赴京,却被袁世凯玩弄假兵变蒙骗,反劝南方“迁都”。气的孙中山在向袁建议的新内阁名单里,把蔡划掉了。只是在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力挽之下,蔡勉强留任。〔注2〕移任北京后,蔡不顾同党风言风语,诚邀立宪派名人范源濂任次长,罗致王云五、鲁迅、黄炎培等一批英才,规划制订数十件改革措施,召开全国临时教育会议。此会研究通过的提案,涉及教育方针、宗旨、学制及管理体制、各级各类学校规范、教课书审定、小学教员俸给等等,陆续颁布后,教育改革在更大范围渐次推开。
 
    民初教育改革,离不开此前数十年启蒙与革命运动的铺垫——其滥觞于十九世纪初的西风东渐,酝酿于洋务时期的“师夷长技”和新学译著,奠基于戊戌维新至新政时期的废除八股和广设学校,实有赖于几代“教育救国论”者之不懈努力。史家对民国前期30年间173位学术名人作统计,发现他们所从事的活动,近80%都跟教育相关,故统称之为“教育革新者”。进而指出:“他们是热情的爱国者,并且仍然是享有学者声誉的一个阶层,得以率先创立了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学术机构。他们的新作用,既有知识方面的,也有制度方面的。在知识方面,他们面临的是必需把中、西文化传统调和起来——就其广度而言,大多数思想家从来没有面临过如此艰巨的任务”;除此之外,“民国初年教育,不仅得益于中央政权的软弱,也得益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多元化影响。”〔注4〕

 

    不过,“铺垫”固然不可或缺,而在关键时期,担起重任并刻下鲜明个人印记的,毕竟是蔡元培而非他人。以蔡氏在民元教育会上的“开会词”为例,可以领教其见识、胸怀、境界,以及矛盾和无奈的心态——
 
    “至现在我等教育规程,取法日本者甚多。此非我等苟且,我等知日本学制本取法欧洲各国。惟欧洲各国学制,多从历史上渐演而成,不甚求其整齐划一,而又含有西洋人特别之习惯;日本则变法时所创设,取西洋各国之制而折衷之,取法于彼,尤为相宜。然日本国体与我不同,不可不兼采欧美相宜之法。即使日本及欧美各国尚未实行,而教育家正在鼓吹者,我等亦可采而行之。我等须从原理上观察,可行则行,不必有先我而为之者。”
 
    执掌教育部半年后,44岁的蔡元培因不满袁世凯专权而辞职,以前政府部长身份,携妻儿再度出洋留学。不久,宋教仁被刺,蔡应中山急召,回国参与谋划反袁。但他认为民心思宁,试图调停南北冲突,孙未听劝阻〔注2〕。至“二次革命”败,孙黄流亡,蔡再赴欧洲。此后,他和李石曾、汪精卫、吴玉章等,组织赴欧勤工俭学会、华法教育会,为华工学校编讲义,并曾亲自授课。袁氏称帝失败病死后,应时任教育总长范源濂之邀,蔡元培于1916年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如所周知,这使蔡一生事业达到高峰。
 
    顶着被斥为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之魁首的压力,蔡元培在北大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充实教员阵容,吸收进步学者;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鼓励学术研究,提倡社团,引导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实行学制改革和包括教授治校在内的体制改革。自此,北大“从一个培养官僚出来到政府里领干薪的职员训练所,变成了全世界各种思想的大市场”〔注5〕。梁漱溟说:蔡“开创了一种风气,酿成了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为世人所公认……为后人如何对待各家学说和新旧之争,提供了可贵的历史借鉴”。即以当时论,“其在‘五四运动’发挥的重要性,不下于陈独秀之创办《新青年》……所有最富于生气和有天才的年轻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都聚集在他的领导之下。结果在几年之内创造出一种令人难以置信地多产的思想生活,几乎在世界学术史上都找不到先例”。〔注6〕
 
    “五四”在广义上是国民思想运动,在狭义上是政治及外交事件。在这两方面,蔡元培都是关键人物。1918年11月“一战”刚结束,他在天安门前组织集会庆祝,发表题为《劳工神圣》演讲。翌年初巴黎和会期间,他参与发起多个民间外交团体。“五四”前夕,他频频向学生传递中国使团在巴黎受挫消息。4日当晚,学生游行归来,他亲往探视,迅即开始营救被捕者。营救成功后,他以保全学校和学生为由,辞职出走,导致学生向政府提出留任蔡的新要求。史家称,“五四”学生运动先后提出“三大目标”,即:把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驱逐出内阁,拒签巴黎和约,挽蔡元培留任北京大学。因此,继6月10日内阁接受三人辞职、28日拒签和约之后,至7月蔡元培允返北大、9月20日回京复职,运动才算完全胜利〔注7〕。陈独秀后来说:“五四”“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元培)先生、(胡)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注8〕。
 
    1920年底,为避北京政府锋焰,蔡元培再赴欧美日十几国考察大学和研究机构,历时九个月。其间,结识了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等学者;接受法、美多所大学荣誉学位;“还出席各种会议,作了多次演说,中心思想是教育救国和东西方文化结合——创造新文化”。他曾谈到:“要消除害国之贼的办法没有,‘惟有令恶人受教育’。”回国后,他发表《教育独立议》,支持学生“非宗教运动”,以教育部学制会议主席身份,主持议决“学校系统改革案”等二十余件议案,其中仿美国“六三三制”的学制沿用至今。又跟陶行知、李大钊等,在胡适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署名,鼓吹“好政府”。不久,发生诬陷阁员受贿案,蔡的好友、财政总长罗文干遭非法逮捕。蔡于是又一次辞职离开北大,发表《关于不合作宣言》以示抗议。辞职虽未获准,却引发了又一次挽蔡学潮。〔注2〕
 
    1923年至1926年,蔡元培第五次游欧,仍为兴办中国教育和沟通中外交流奔波。他回国不久,国民党北伐兴师。他发起组织苏浙皖三省联合会,策动“自治运动”以为响应。“四一二”政变前后,他参与国民党右派“护党救国”通电,赞同清党反共。至南京政府成立,他出任国民党中央及政府多项职务,并创议成立跟行政院并立的“大学院”为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自任院长兼下设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其初衷,是仿效法国体制,试图将党政官僚排除出教育体系,以实现教育独立。因遭重重抵制,大学院一年后撤销,大学区试验两年后停止。〔注2〕其间,蔡曾兼任交通大学、中法大学、杭州艺专等多所高校校长、院长及故宫博物院理事长、北平图书馆馆长等职。曾被任命为监察院院长,但坚辞未就。1928年8月,他辞去各项行政职务,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至12年后逝世。其间,他一如既往地兼容并包,知人善任,使中研院“极当时人才之盛”,使一代科学精英获得良好工作环境,大师辈出,中国科学研究事业空前繁荣。〔注3〕也在这十多年里,蔡元培对蒋介石专制独裁日益不满,进而采取行动,力图维护民主和推动抗日救亡。1932年,他跟宋庆龄、杨杏佛等在沪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主席。抗战前后,曾营救过被捕的中共党员和爱国人士,并力促国共第二次合作。1938年,他被推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名誉主席。

右起:鲁迅 蔡元培 宋庆龄 萧伯纳

    纵观蔡元培传奇的一生——从饱读诗书的前清翰林,到事必躬亲的民国部长;从笃信暗杀的革命党,到学生运动“保护神”;从五次出洋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到引进外国成法的教育改革家;从兼容并包的大学校长,到知人善任的全国科研事业总导师;从几番调停革命党内部及其与军阀间的冲突,到十多次辞官以维护教育独立;从沿用至今的“六三三”学制,到无果而终的“大学区”试验;从一厢情愿鼓吹“好政府”,到公开宣布与军阀“不合作”;从指责中共“欺骗农工”、附和“清党拒共”,到抵制蒋家王朝摧残民主、营救政治犯;从首倡美育列入教育方针,到用“义”、“恕”、“仁”诠释“自由”、“平等”、“博爱”;从二度丧妻后的公开征婚,到创办女学和率先招收女大学生……他逝世后,陈独秀作过这样的感言,堪称精辟:
 
    “一般的说来,蔡先生乃是一位无可无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时有关大节的事或是他已下决心的事,都很倔强的坚持着,不肯通融,虽然态度还很温和;这是他老先生可令人佩服的第一点。自戊戌政变以来,蔡先生自己常常倾向于新的进步的运动,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长时,对于守旧的陈汉章、黄侃,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参加洪宪运动的刘师培,都因为他们的学问可为人师,而和胡适、钱玄同、陈独秀容纳在一校;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这是他老先生更可令人佩服的第二点。”〔注8〕
 
    作为教育革新家、政治改革家,蔡元培留给后人的影响,已十分丰富。但陈独秀以上所谈第二点,在我看来尤为重要——“兼容并包”,其实很难判定是哪个人独创的高明思想;只因蔡元培在民初教育部、北京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身体力行,却被赋予了格外重大的、深远的历史意义。在这一氛围中孕育和弘扬的“五四”精神,不仅为30年后的新中国培养出第一代创业者中众多领袖菁英,而且,眼下又已经重新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编辑:s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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