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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读兵书的湘军统帅曾国藩

[日期:2006-10-27]   来源:《纵横天下湖南人》  作者:王开林   [字体: ]   【 推荐 】   【 打印

    蒋介石常说,他“平生只服膺曾文正公”。

  大家都知道,这位出身于上海青帮的大独裁者并非读书种子,他的案头和床头却摆放着两部必读书(相当于两门必修课):一部是《圣经》,他与宋美龄结缡后,即正式接受教会洗礼,成为基督徒,为了取悦年轻貌美精明贤淑的夫人,他平日有一搭没一搭地翻看《圣经》中的教条,无非鼻子里插根葱——装象;另一部便是《曾文正公全集》,对此书,他才真可谓情有独钟,反反复复精读了数十年,感悟多多,可惜他疏于动笔,终于没能留下明心见性的“高见”。

  无独有偶,平生服膺曾国藩的,远不止蒋介石一人,蒋的死对头毛泽东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1917年的读书笔记中坦承:“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还评说道:“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近代中国人尤其湖南人,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大多佩服曾国藩,佩服其治学为人和带兵做事。……其政治立场和作为,自是站在历史进步反面的,但他毕竟是个复杂的人,有着多种身份的人,是个很多方面都留下自己影响的人物,所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是中国封建专制阶级最后一尊政治偶像。”但毛泽东与蒋介石毕竟有所不同,对于曾氏他只在青年时代佩服了一阵子,中途即改变主意,转而欣赏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和洪秀全去了。至今,某些铆足了发条的公仆,因为“体质”较弱,受不住“厚黑学”这四川李家店“狗肉火锅”的恶补,便权且将白话本的《挺经》和《曾国藩家书家训》视为“官箴”,从中吸取教益。公务之余,酒色之暇,他们总要抽空瞟上几眼,心里才踏实。天分较高的选手往往能悟出言外之义,通了灵犀,开了天目,参透了几式几招,官儿便越做越大。

    一、众说纷纭曾文正公

  曾国藩一如苏东坡当年,自诩有禅家“八风吹不动”的定力,却犹如百变金刚,生前死后,扮演的正反角色何其驳杂:“中兴名臣”、“血诚儒者”、“百代之师”、“天地之完人”、“走狗”、“汉奸”、“理学家”、“卖国贼”、“卫道士”、“伪君子”、“刽子手”和“厚黑教教父”。曾国藩以其出色的演技全面胜任,若涉足当今影视圈,去国外各大电影节捧回几尊“最佳男主角”金奖,我也不会感到有什么可以惊奇的。按理说,后世史家要对前人盖棺论定,一百多年时间已基本够用了,然而,关于曾国藩,却仍是个“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章太炎语)的各执一端、相持不下的局面。曾国藩或为圣,或为魔,或被捧入青云,或被挤落枯井,荣辱都似鬼上身。像他这样身价暴涨暴跌,又暴跌暴涨的重量级人物,你掰掰手指,总共能数出几个来?历史的“大盘”潜藏着许多变数,我们勉强看得清楚,惟独这支忽而狂飙,忽而猛泻,又忽而疯涨的“股票”,让人看得眼也花了,心也烦了,不知该拿它如何处置。曾国藩备受后人非议,除了他用程朱理学将自己捆得像粽子似的,有自虐狂倾向之外,主要在于此公特别喜欢用“强力漂白剂”(纲常名理)给人洗脑,因此招惹自由主义者的厌憎;还有一条如影随形的罪状,那就是他甘心充当清王朝的刽子手,毫不留情地镇压了太平天国,残杀百万同胞,弄得尸如山积,血如海流。有人义形于色地质问,清王朝究竟有什么好?它眼看就要断气,就让它早点断气吧,别人都把“药箱子”盖上了,耷拉着脑袋,退到一旁,曾国藩却硬要充当妙手回春的“神医”,偏要强行出头,练成一支湘军劲旅,拼尽全力为身患“尿毒症”,已奄奄一息的封建王朝做“换肾手术”。奇就奇在他居然起死回生,将命若游丝的清王朝从冥河边抢救过来,使它多活了好几十年光景。你说曾国藩多事不多事?坏菜不坏菜? 假如你是球迷,我还可以换一个更形象的比喻,曾国藩是满清“湖南足球队”队长,他带着一大群湖湘子弟,经过艰苦卓绝的拼搏,最终以“点球”淘汰了太平天国“广东广西足球联队”。你愤愤不平地说,这是反动势力扑灭了进步势力,真是这样子吗?我们可得把眼睛擦得更亮些去看。

  洪秀全所创立的“拜上帝会”,虽巧借基督教中“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之说,用“天父”、“天兄”、“圣神风”的名目与之一一对应,却带有明显的中国封建迷信色彩,与正宗的基督教风马牛不相及。你瞧,烧炭工出身的东王杨秀清哪像什么侠骨仁心的革命家?简直是个不折不扣的滑稽神汉。他动不动就让天父附体,闹腾得乌烟瘴气。西方基督教会从一开始就不承认它的合法性,对太平天国公然篡改《圣经》,败坏耶稣基督的光辉形象感到极为愤怒。这说明,洪秀全大胆使用西方文明世界的上帝冠名,并未得到合法授权,算不得拿来主义,只能算是偷来主义。村学究洪秀全好歹也算半个知识分子吧,只因考了四次府试连个普通的秀才资格都考不中,便对中华五千年传统文明恨之入骨。“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太平军谣》),秦始皇喜欢烧书,希特勒也喜欢烧书,独夫民贼个个都喜欢烧书,直烧得烈焰冲天,谁说过他们烧得对?历史早已证明,斯文扫地的政权从来都离“进步”二字甚远。邹容在《革命军·革命之教育》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适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文明之革命,有破坏,有建设,为建设而破坏,为国民购自由平等独立自主之一切权利,为国民增幸福。”太平天国究竟是野蛮之革命,还是文明之革命?我们不妨睁大眼睛看看其所作所为。

  洪秀全本名“火秀”,后改名“秀全”,即取“我乃人王”之意,哪里是要为天下人争什么万太平?而是要做惟我独尊的专制君主。他恨知识,自然也恨知识分子,在他麾下,很少有读书人能一展平生所学。潘旭澜先生在《太平杂说·文化的悲哀》中写道:“读太平军史料,有个现象引人注意:有文化的人很少参加,极少数参加的,几乎没有贯穿始终者。”为何如此呢?一方面,是因为洪秀全“武大郎开店”,容不得他人处处强过自己,尤其是在文化出身上强过自己,翼王石达开是秀才,单凭这一点,他就没什么好果子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读书人有基本的人生社会常识,难于无条件盲从邪教胡说。这正是洪秀全所讨厌、所忌克的。他不但要成为政治、宗教的权威,还要成为文化上的权威。于是,有文化者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洪秀全所推行的蒙昧主义乃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极端化产物,孙中山先生在论及太平天国时,曾说:“革命后仍不免为专制,此等革命不能算成功。”装神弄鬼、自欺欺人的蒙昧主义可说是附骨之蛆,正是它,吞噬掉了太平天国体内最后一丝元气。它不仅摧残传统文化,还极大地挫伤了江、浙、闽、赣一带的民族工商业,南京城里市面萧条冷落,昔日繁华一扫而空,变成了一座冷森森的大兵营。

  更令人发指的是,太平天国极端戕残人伦人性,诸王可以姬妾成群,天王洪秀全更是雄海狗一般拥有八十八个王娘,东王杨秀清也不逊色,攻下武昌后,虽为时不久,却也急不可耐地强征强选了六十名良家美女,供他一人享用。他们这些饱汉都快撑死了,那些饿汉,即中下级官兵又如何?说起来真是可怜,他们虽有妻室,却要分营(女眷入女馆)而居,家人不得私聚,夫妇未经允许不准同床。违令者“斩首不留”。市民私产则勒令进贡,或干脆强行没收,投入“圣库”,成为洪秀全的私产。阖城上下除王侯高干之外,兵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整个南京城搞这种军事化的把戏,竟折腾了十一年(1853—1864)之久。洪秀全是什么天父之子、耶稣之弟?简直就是撒旦的化身。诸王穷奢极欲,然后再厉行禁淫、禁娼、禁赌、禁酗酒、禁吹烟(吸鸦片)、禁奸小弟(同性恋),岂非强盗逻辑:只许诸王放火,不许众人点灯?剥夺百姓的基本生趣,更别说权利了,这是洪秀全做得最出格的一点。太平天国前后推行了十四年的恐怖主义和蒙昧主义,遂使南方数省的文化、经济迅速萎缩凋敝,倘若它通过掰腕子大赛扳倒了清王朝,在全国范围内倒行逆施,后果岂堪设想?清王朝的确没什么好的,它已烂到了根子上,是肺痨三期,但反文明、反人性的太平天国更糟,才不过短短的十三四年,就患了黑死病。没办法,两害相权择其轻,历史这回选择了前者,算是不得已而为之,也算是睁开了一只眼睛。

  最滑稽最可笑的事情莫过于,某些数十年如一日自称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学家,他们一直不厌其烦地夸大太平天国的进步意义,可是在一百多年前,与太平天国同时代的马克思本人对这次近代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所持的却完全是否定的观点。他说:“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结论更是毫不客气:“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转引自潘旭澜先生的《太平杂说·后记》)我想,某些戴着自制的纸冠,动辄打出“马克思主义”这面杏黄旗的中国史学家,看了大胡子老马对太平天国这番毫不留情的评议,该是瞠目结舌,顿时感到没趣,或许还会有几分害臊吧。几十年来,某些巧借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以行使话语霸权的史学家一直褒赞太平天国,并曲为之辩,强行给人洗脑,存心要使大家背对历史的真相,这是非常可耻可恨的。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魏瑟尔先生曾说:“忘掉历史无异于对历史的受害者进行第二次屠杀!”这句话宛如一记长鸣的警钟,今人理应时时睁开自己的眼睛去打量历史,于不疑处找到更多的疑问。

  苦心孤诣专治中国近代史的大学者唐德刚先生(胡适的关门弟子)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阐述了许多精辟的观点,论及洪、杨政权的腐败时,他指出:“朋友,我们要记着,所有搞独裁专制的独夫政权,没有一个是把老百姓放在心上的。这些英雄好汉大都起自民间,出身于被压迫阶级。可是他们一旦翻了身,其狠毒、其腐化、其堕落、其制造被压迫阶级而奴役之的劣行,往往百十倍于原先的压迫阶级。本来嘛!中国资源有限,少数人要腐化、要享受,则多数人就要被压迫、被奴役——不管这些新的统治者,打的是什么旗帜,叫的是什么口号啊!”这才是拆穿西洋镜,揭示真相的智者之言。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被历代儒生诬为白脸“奸雄”的曹操就说过,要是没有他,东汉末年“曾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天下将会乱成一锅稀粥,那绝非生民之福。曾国藩也是这样一位傲视沧海横流的人物,其主观上的努力使清王朝暂时度过了危险期,延长了四十多年的残喘,客观上的效果却是将改造中国的机会留给了未来优秀的革命家,如孙中山、黄兴等人,尽管双方的愿望有不少相悖之处,心气也并不相投,但后者的机会确确实实拜前者所赐。围绕曾国藩,专门研究近代史的学者即便团团而坐,济济一堂,也至少还得再争议两百年。

  既然他是一块“三成熟的牛排”,我们就很难一下子将他吃透,那么何不先歇一歇,认真看看他的所作所为,别急于评骘善恶好坏,论定正邪忠奸,别那么脸谱化地评价一个人。曾国藩既会唱红脸,又会唱白脸,而且唱得都不赖,观众激赏也好,反感也罢,他都照常演出,绝不会塌台。能否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戏?那就得看你偏好怎样的剧目,又是站在何种立场上去细细玩味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面对这样一位粉墨登场的行家,你绝对愿意奉陪到底。

    二、不读兵书的人居然做起了湘军统帅

  我们读正史、野史和古人的笔记小说,经常会遇到一些玄虚的文字。在太史公的《史记》中,刘邦是赤帝之子,斩杀了拦路的白蛇,即斩杀了白帝之子。在葛虚存所著的《清代名人轶事》中,曾国藩则是神蟒转世,“公旧第中,有古树,树神乃巨蟒,相传公即此神蟒再世。遍体癣文,有若鳞甲,每日卧起,床中必有癣屑一堆,若蛇蜕然”,说得有鼻子有眼。

  非神人则不能建奇功,这正是弱国寡民的微妙心理在暗暗作祟。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在科场屡战屡败,是一位蹭蹬潦倒的老童生,倒是他的两个儿子大跨步抢到了他的前头,曾国藩中了进士,曾国荃则成了贡生(国子监的太学生)。曾麟书见长江后浪推前浪,儿子盖过老子,乐得自撰一联,让曾国藩书写,辞为:有诗书,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时事不闻不问,只将艰巨付儿曹。洒脱的表象下,老爷子何尝没有无奈。曾国藩二十七岁中进士,只因是三甲检讨出身,便耿耿于怀,生平以为第一憾事,有人无意间触及,他的目光就会阴沉。打个比方吧,旧时殿试揭榜,一甲即鼎甲,共有状元、榜眼和探花三人,是优秀产品;二甲呢,共有第四名(通称传胪)及其后的若干人,是正品;剩下的便是三甲了,人数较多,是次品。叙用时,自然也有很大的差别。一甲是“赐进士及第”,点翰林的几率为百分之百;二甲是“赐进士出身”,点翰林的几率也不小;三甲为“赐同进士出身”,按清代惯例,点翰林的机会微乎其微,外放的机会则在百分之八九十以上。到了地方,从芝麻官做起,不知猴年马月才有伸脚出头之日,这正是曾国藩当初不开心的原因。好在他吉人自有天相,得恩师——朝中大臣穆彰阿鼎力援手,入了翰苑,做了京官,调子很顺,步步莲花,不到四十岁,就被擢升为副部长(礼部侍郎)。但无论如何,三甲出身始终是他的一块心病,正如举人出身是左宗棠的心病一样。曾国藩号称“滑稽之雄”,可不是整天一副死相。有一次,他故意打趣某位以怕小老婆出名的幕僚,倏然亮出上联“代如夫人洗脚”,原以为某君平日虽饶有捷才,这回也保不住要当众犯窘,大出洋相。可是他发招太过刚猛,迫使某君情急之下已无暇顾及嘲谑者是湘军大帅——自己的顶头上司和衣食父母,一心只想给这位悍然来犯的假想敌以致命的还击。于是,某君应声对出下联“赐同进士出身”。闻言,曾国藩自取其辱,大感惭恚,脸色刷的一下就白了。历史有时候就好像是冯梦龙小说中的那位乔老爷,喜欢乱点“鸳鸯谱”,心血来潮时乱点的竟比深思熟虑后精选的更合卯榫。在江河日下的末世,曾国藩有民胞物与之量,求内圣外王之业,立志救焚拯溺,嘘枯回生,而且博求济民之方,却惟独对兵典兴趣不浓。历史仿佛有意要与世人开个天大的玩笑,让这样一位厌读兵书的人带兵去“办此滔天之贼”,与太平军恶战十年,居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曾国藩晚年讲述心得:“士大夫处大事,决大疑,但当熟思是非,不必泥于往事之成败,以迁就一时之利害也。”诚然,兵凶战危,贵在应变出奇,哪有什么现成的蓝本可以参照?他不读兵书也就算了,不去“军事家培训班”上课也没关系,但大笔的学费仍不得不交。在年轻的烧炭工杨秀清的统领下,太平军就像一股所向披靡的龙卷风,满清军队则如枯枝败叶,怎经得起那奋力一卷?太平军从广西金田杀到湖南省会长沙,只用了半年时间,再从湖南杀到南京,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以“风卷残云”这样的说法来形容,丝毫不算夸张。八旗军和绿营军腐朽成那副熊样,还能指靠它们“保家卫国”?不靠它们又靠谁?得依靠乡勇,也就是地方上的民兵。乍听去,你会认为这是一句不负责任的玩笑,实际上,这既不好玩,也不好笑,只是事实。当时,清廷的想法再简单不过了,太平军纠集的是乌合之众,尚且有那样强劲的战斗力,南方各省练乡勇,首先发扬的是“地方保护主义”,然后才是“爱国主义”,没道理不打动人心。若练得有门有道,有声有威,则完全可以胜过“流寇”。再说,清王朝不仅兵力薄弱,而且国库空虚,要打赢这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军费开支的缺口太大,国家拿不出钱粮,不得已,便把难题一层层往下推,你们开设厘金局也好,加征苛捐杂税也罢,总之军费必须自行筹措,自行解决,一句话:中央已无法顾全地方。在此危急存亡之秋,地方武装力量的雄起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朝廷特别害怕这股力量失去控制,会落入野心家手中,变成一柄锋利的双刃剑,斩了洪魔,再反过来灭清妖。这就难怪素以苛察为能、对汉人心怀戒惧的咸丰皇帝会好一阵狐疑不决。他心里很清楚,要是找准了人,既倒的狂澜还可挽回;要是挑错了人,江山极可能会骤然变色─—由“青”(清)转“红”(洪)了。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因守母丧,回到湘乡老家荷叶塘,礼部侍郎一职依例开缺。此时,国难当头,刀山总得有人先登,火海总得有人先跳,那些朝中大臣谨保自家首级,畏畏缩缩,仿佛彼此打好了商量似的,集体推荐曾国藩为最佳人选,夸赞他为人忠悫,有胆识,有干才,能主持大局,颇有舍他其谁的意思,这简直就是把曾国藩往绝路上推。此前,咸丰皇帝对这位曾副部长惟勤惟谨的工作作风留有良好的印象,心想,就算他办团练办不出什么名堂,还不至于反戈一击,那就让他试试吧。这是一种典型的“拿驴子当马骑”的心理。 曾国藩在长沙办团练,难处不少,“筹兵,则恐以败挫而致谤;筹饷,则恐以搜刮而致怨”。湘勇是杂牌军,常遭受正规军(绿营)方面的歧视和欺凌,双方狠狠地干了几回死架,仇怨越积越深,大有火并的危险。曾国藩知道,此时小不忍则乱大谋,遂移节衡阳。湘勇还未练成精兵,犹如钢刀还未开刃,就有人急着要用它割肉;饭还未收水,就有人急着要用它充饥。咸丰皇帝一道诏令,催曾国藩速与“发贼”(太平军)交战,及早挽救东南危局。曾国藩迫不得已,只好“以赛代练”,先是派罗泽南率领一千二百名湘勇支援江西,才这么一点人马,把它当盐不够咸,当胡椒又不够辣,简直是垂饵于鲨口,结果被太平军“打了牙祭”,险些连骨头渣子都不剩。没法子,曾国藩只好亲自挂帅,要与“发贼”明刀明枪地见一回真章。曾国藩一生遭遇大厄的地方共有三处:一为靖港,二为湖口,三为祁门。靖港之战是他的“处子演出”,就险些将一口大锅砸得稀巴烂。那是咸丰四年(1854年)四月的事情,曾大帅误信传言,以为驻扎在靖港(省会长沙以北六十里外)的敌营空虚,有机可乘,便带着五营湘勇去连夜偷袭,结果中了埋伏,输得脸色铁青。当时,湘军一战不利,士气大挫,纷纷夺路而逃,水上那座用门扉床板搭就的浮桥,又哪经得起这猛然一番蹬踏折腾,于是湘勇落水的落水,中箭的中箭,靖港顿时沸成了一口汤锅,湘勇都成了露馅的菜饺。曾国藩前线督战使绝招,插一面令旗在岸头,手提利剑,大呼:“过旗者斩!”残兵败将见此情形,急中生智,绕过旗杆,逃得无影无踪,战局立刻就黄了。曾国藩当时气昏了头,还是吓昏了头?已不可考证。惟一可知的是,他羞愤难名,又怕朝廷厉责,干脆一咬牙,纵身跳到冷冷的江水里去,喂鱼算了。曾国藩要是轮回转世到今天,以其宿慧,可能会做一位跳水运动员,也像熊倪那样捧回奥运会金牌。好在他的幕僚章寿麟一直暗中紧盯着这位上演处子秀的大帅,以防意外,眼看他这才一顿饭的工夫,就不想玩了,不想活了,这还得了?所幸章寿麟水性上佳,力气又大,他捞起曾国藩(曾大帅较瘦,体重为五十余公斤),背着就往省城方向一路狂奔,好歹把湘军统帅的那条老命(曾国藩不算老,才四十三岁)从冥河边捡了回来。 曾国藩真要是喂了鱼,怎么办?别人都说,那可就坏了,继起者谁还有本事收拾此后越发糟糕的局面?但也有一人不以为然,这人便是与曾国藩瑜亮一时的左宗棠。章寿麟晚年请人画了一幅《铜官感旧图》,内容是纪念他早年在靖港救起曾国藩的那次壮举,请了当时许多名人作序。左宗棠也用心写了一篇,说到曾国藩的获救,他说:“夫神明内也,形躯外也,公不死于铜官,幸也;即死于铜官,而谓荡平东南,遂无望于继起者乎?则不然矣!事有成败,命有修短,气运所由废兴也,岂由人力哉!”言外之意是,曾某人死了,不仅地球照样转,天下也会照样澄清,我左某人强者运强,又岂是吃闲饭的无能之辈?李元度的序文则写得绘神绘色。他说,曾国藩获救后,第二天中午才抵达长沙,此时曾还穿着湿衣,蓬头跣足,样子狼狈不堪,大家劝他吃饭,他也不下筷子不碰碗。当天,他就搬到城南妙高峰去住,写下一份遗嘱(这是曾国藩的习惯,每遇棘手事,就写上一份遗嘱存档),处分后事,打算第二天自裁(这回更不得了,要对自己下毒手,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所幸塔齐布、彭玉麟等人率湘军十营攻下了湘潭,靖港的太平军也已闻风逃逸,他这才如逢大赦,破涕开颜。左宗棠的序文还补充了一条有意思的资料,说是曾麟书在湘乡老家听到儿子吃了败仗,打算自杀的消息,便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给曾国藩,其中有这样的话:“儿此出以杀贼报国,非直为桑梓也。兵事时有利钝,出湖南境而战死,是皆死所;若死于湖南,吾不尔哭也!”老爷子这回真的动了肝火脾气,与《水浒传》中宋江之父宋太公责子之义异曲同工。他的意思是:你堂堂男儿,报国捐躯,死哪儿去不行?现在吃了败仗,硬要死在家门口,岂非丢人现眼?要是你就这样子嗝儿屁了,我半滴老泪都懒得为你流!老爷子做政治思想工作,一手软,一手硬,火候恰好。靖港这回没死成,曾国藩后来在湖口大败,情急心慌,又要跳水寻短见,则比往日明显多了作秀的成分。

  曾国藩待在安徽祁门,要权没权,要粮没粮,要饷没饷,作为“客军”,长期虚悬在外,日子倍加难熬,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打脱牙齿和血吞”,用王运的描绘,则是“寒月漠漠如塞外沙霜”。据《欧阳兆熊笔记》所述,当时曾府中的幕僚惶惶不可终日,都把行李收拾好,放在船中,随时准备散伙逃命。有人问作者(欧阳兆熊):“死在一堆如何?”可见士气之低迷,人心之悲观。曾国藩将众人的肚肠看得雪样分明,干脆发令:“贼势如此,有欲暂归者,支给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众幕僚听了这话,且惭且愧,人心反而安戢如堵了。曾国藩受足了磨练,再怎么吃苦,再怎么受罪,再怎么遭憋屈,他都能忍。在中国封建社会,除了集有强权在手的帝王之外,其他人若有基本觉悟,就得修习“忍”功。说是说百忍成钢化作绕指柔,可也会有忍无可忍,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时候。咸丰皇帝多疑忌,若非万不得已,怎肯轻易给一位汉臣制衡东南的兵权?对这位万岁爷的疑虑,曾国藩洞若观火。更可怕的是那些朝中大臣时不时还在皇帝耳边熏上几句阴险的谗言。曾国藩收复武昌,咸丰皇帝大喜过望地赞叹道:“真想不到曾国藩一介书生,竟能立此奇功!”可军机大臣祁隽藻却从旁大泼冷水,说什么曾某只是一名在籍侍郎,相当于匹夫,匹夫一呼,而应者云集,未必是国家之福。曾国藩忍到了极限,正巧老爹于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作古,便委军不顾,奔丧回乡。清廷这才知道好一位听话的湘军统帅,也有自己的驴脾气。怎么着?咸丰皇帝并不蠢,他干脆顺水推舟,给曾国藩三个月假期治丧,让后者忠孝两全。在封建社会,大家都得兜着圈子说话,绕着弯子做人,于是无论说话还是做人都有十分精细的技巧。曾国藩度完了三个月假,上奏要求终制(旧时父丧须守三年,高官也不例外,守丧期间不能任职,若要提前上岗,必须呈明正当理由,还须得到皇帝的批准才行)。他乘机大吐苦水,说自己多年来挂个侍郎的空头衔,别说权力低于巡抚,甚至连提督都不如,这样处处受制,粮饷常无着落,又如何进一步开展工作呢?话说到这份上,意思非常明白:你皇帝老儿要是不肯给我地方军政大权,我就在家长期待着,不出山了,你另请高明去收拾东南危局吧。此时,恰遇太平军内讧,北王韦昌辉在天王洪秀全的授意下,血洗天京,杀了东王杨秀清。事变后,翼王石达开奉天王洪秀全的密旨,兴兵勤王,杀了北王韦昌辉及其党羽,全盛的太平天国因此元气大伤。疲于招架的清王朝总算得到喘息之机,咸丰皇帝乐观了,便不信没有曾国藩这把盐,嘴里就会淡得出鸟来,干脆将他撇在湘乡荷叶塘,一撇就是一年半。

  其后,虽强行起用曾国藩,却仍然让他挂着兵部侍郎的虚衔,不给他足够的军政大权。应该说,是太平军勇将李秀成和陈玉成“请出”曾国藩再度主持湘军,经他们好一番大手大脚的折腾,清军重兵守卫的杭州、苏州相继失陷,浙江巡抚罗遵殿自杀,两江总督何桂清弃城而逃,东南形势急转直下。咸丰皇帝裤裆里回了潮,担心曾国藩出工不出力,只好赶紧将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军政大权一兜囊全部奉上,敕命这位忠勇可嘉的湘军统帅“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其后不久还让他兼任浙江巡抚),如此沉重的担子,当时普天之下也只有曾国藩一人能够挑得起。主宰东南战局后,曾国藩的步调越走越顺,直至攻克江宁(南京),爵封一等侯(除却清初的三藩,一等侯爵是清王朝对汉员的最高礼遇,左宗棠军功盖世,也只封为二等侯)。坊间有许多传说,曾国藩握有制衡东南半壁的兵权后,也不禁动了异心,有过一时的恍惚。主要是帝王学大师王运极力怂恿他拥兵自重,自立为王,与清王朝和太平天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以彼为鹬和蚌,听其相争,自为渔翁,坐收其利。曾国藩很有可能怦然心动了,但权衡再三,风险太大,当内患日深,外侮正殷之际,若私欲自逞,弄不好就会身败名裂,成为千古罪人。再者,湘军师老兵疲,暮气渐深,将士多半好利,无利时可以为利拼命,有了利则骄奢淫逸,贪生怕死,已难为大用。此外,我们细察曾国藩平生心迹,不难发现,他奉行的三字真经是“慎”字第一,“忍”字第二,“诚”字第三。他号称一代理学宗师,若被天下人指为曹操那样的“奸雄”,无疑是自砸金字招牌。因此,他平定江南后,即着手遣散湘军,首先遣散的便是其九弟曾国荃统领的嫡系部队吉字营,以熄天下谤焰。

  同治年间,曾国藩在湘乡老家兴建了一座大屋,名为“富厚堂”。按湘俗,筑新屋,必诵上梁文,工匠善谀,便用湘乡方言为之颂祷:“两江总督太细(小)哩,要到南京做皇帝。”虽是乡愚无知,也可见民心之一斑。又据梁溪坐观老人所著的《清代野记》所述,彭玉麟收复安徽后,立刻派单舟送密件给曾大帅,全信寥寥十二字:“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曾国藩此时已笃定心思,无复有觊觎之志,所以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说什么“不成话,不成话,雪琴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说完,当即把信撕成了碎片,当做小点心,囫囵吞进肚子里去,以免贻人口实。 孔子对人性了解得甚为透彻,作为儒家宗师,他为徒子徒孙订立了三条“戒规”:“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已衰,戒之在得。”曾国藩既已位极人臣,惟一要担心的是功高震主,晚年,倘若他欲壑难填,还要得到什么,那就会直奔御座而去。但他及时刹了车,熄了火,低调处世。他为朝廷卖命几十年,最终仍不得不深自韬晦,否则,虎跃鹰扬,徒然为亟速取祸之门。在封建专制沉重的铁铡下,还能有多少硬挺的腰板?曾国藩晚年接连办砸了两件事,使其英名大损。先是挥师镇压纵横于北方的捻军,吃了败仗,他赶紧自劾,推荐精明强干的弟子李鸿章督办军务;后为同治九年(1870年)他作为直隶总督与法国人交涉“天津教案”,当时清议与民间舆论普遍主战。曾国藩捡了块通红的烙铁在手,很是尴尬难堪。他由保定奔赴津门时,竟立遗嘱处分后事:“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初心。”大有视名誉重过生命的意思。但到了天津,他冷静下来一想,国家内乱未靖,若外衅再启,则财力、兵力均不敷急用,这事真还不是自己一死可从善了结的。于是,他决定牺牲名誉,力主和谈,“得尽其心,不求人谅”。他这步棋“叭”的一声落子于枰上,立刻就招致各界唾骂,“汉奸”、“卖国贼”这样的恶谥像强力胶粘在身上,甩都甩不脱。即使是知交朋辈,也不能鉴察他的苦衷,腾书责难者甚夥。曾国藩深知辩解无益,便一概以“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相答,并喃喃念叨袁了凡的语录:“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大有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意思。为着自毁清誉,曾国藩是否把肠子都悔青了呢?没人知道。但他见摒于清议之后,精神就像斜墙上的瓦片一样摇摇欲坠,因此折损天年,倒是有目共睹的。其时,也有另外一种声音,认为曾国藩与其弟子李鸿章勇于议和,说明他俩敢负责任,敢挑担子,庚子年(1900年)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妄启兵端,结果怎样?不是输得更加鼻青脸肿吗?对曾、李这样的历史人物该如何重新评价,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情,我还是省省笔墨吧。

    三、剃头加洗脑

  功业在其次,对曾国藩的为人,大家更有兴趣,也谈论得较多。说到他,“曾剃头”的恶号便犹如注册商标,这足以说明他够狠够辣。湘军初起时,曾国藩便在奏章中声明:“……臣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即良民有安生之日,臣身虽得残忍严酷之名,所不敢辞。”但他主张杀降,将俘虏就地正法,命令其九弟曾国荃不再放赈,把江宁城内放出的妇女儿童强行遣送回去,以造成敌方内乱加剧,务求斩草除根,这些不义之举一直遭到时人和后人诟病。先是曾国荃安庆杀降和南京屠城,后来又有李鸿章手下大将程学启(太平军降将)在苏州杀降。曾国荃杀的多为降卒,程学启杀的则是太平天国的八位降王。据《凌霄一士随笔》所述,曾国藩在安庆得到李鸿章收复苏州的捷报,初闻大喜,继而愀然不乐,想到那些降王拥众之多,余势之盛,不禁为淮军感到危悚。幕僚入帐祝贺,他却绕室彷徨,脸上只有忧色,全无喜气。直到听说李鸿章的部将程学启杀了八位降王,他心里高悬的那块大石头才算落了地,也只有到这时,曾国藩才一个劲地称道李鸿章办事英明果断。他在日记中说:“李少荃(李鸿章字少荃)杀苏州降王八人,殊为眼明手辣。”曾国藩在战时赞成杀降,罪无可逭,后来,他又亲手下令杀害了被囚的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而且删削改窜了李秀成的供词,则未必出于公心。李的供词中必有许多话于湘军的形象不利,若将他押解赴阙,虽是首功一件,但保不准他会说出什么恶毒攻击曾大帅和其部属众将(尤其是曾国荃)的话来,而且李秀成心里还有一本南京和苏州的财富账,只要他透露个三言两语,湘军剽掠太甚的行为,就会立刻穿帮。到那时,功成名就的湘军大帅惹上一身腥一身蚁,可就麻烦了。曾国藩杀害李秀成,无论如何,都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由此可见,私心之下,人间公义难存。

  曾国藩为人刻薄寡恩,也颇遭时人非议。李元度文采智略皆非凡品,在曾国藩幕下屡建奇策,只因有徽州之败,即失欢于曾大帅,遭到严劾,削职为民。多年后,李元度重获起用,曾国藩却仍揪住他的旧账不放,直把他劾得灰头土脸,无地自容。此外,章寿麟不仅救过曾国藩的命,而且才情不俗,也未曾得到曾国藩的善待,更别说礼遇。曾国藩只为向天下人明示他用人无私,连救命恩人也不惜开罪。章寿麟在官场多年浮沉漂荡,心灰意冷了,才请人画了那幅《铜官感旧图》,并让同时代的名流题序,不用说,心里实在憋屈得难受了,借此一吐积郁。江西南城知县王霞举曾为处境艰难的湘军筹粮出过大力,曾国藩后来得势,便对患难中施以援手的王霞举视同路人。

  曾国藩皈依孔孟,服膺程朱,自称为“血诚儒者”,平日讲求以诚示人,以德服人,但有不少同时代的敌友始终怀疑他作伪作秀。左宗棠便毫不买账地批评过这位假想敌“貌似君子,实为小人”。曾国藩当初为众将所误,奏称小天王洪天贵福已死于金陵乱兵之中(实则未死),左宗棠检举他作伪欺君,纯属一场误会,可撇在一旁,权且不论。另有一件事情,他却怎样辩解也平息不了时人的讥议。1861年7月,咸丰皇帝客死于热河,八月湘军攻陷安庆,曾大帅被胜利冲昏头脑,直如三月不知肉味的饿汉,居然置国丧于不顾,军中纳陈氏妾。换了今人的眼光去看,皇帝蹬腿嗝儿屁了,与曾国藩娶小老婆,两件事风马牛不相及。但在封建社会,曾国藩作为朝廷命官,这样做,悖了大礼,犯了大忌,属恣情妄为。何况曾国藩长期以克欲存诚告诫朋友,并以此自勖,到头来,却自污自渎,因为讨了年轻漂亮的姨太太,享受了一年多的幸福生活(陈氏妾在行营病逝),而弄得自己气沮,惹得朋友不欢。明代的理学大师王阳明可算是一位实话实说的学者,他带兵剿除了赣南桶冈的乱军之后,曾深有感慨地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曾国藩能破江南的太平军,心中的欲念却还是无法弹压,作为一代理学宗师,其威信也就打了不小的折扣。

  易宗夔所著的《新世说》中记有多条曾国藩的轶事。其中有一条说,曾国藩曾与幕僚开玩笑:“拼着老命艰苦创业,这不是常人能力所及,但也未可一概期待贤者大包大揽。应当在德行、文学、言语、政事四科之外,另设一科,叫‘绝无良心科’。”这至少透露了一点信息,要干大事,先得将良心流放塞外才行。曾国藩一生运斤成风,最可怕的两“板斧”一为杀人,二为洗脑。如果说他杀人尚属间接行为,洗脑则为直接操作,尤称行家里手。他从未读过法国思想家卢梭的著作,但同样深知洗脑的好处——“谁控制了人们的思想,谁就可以控制他们的行动”。他跟朋友、属下和家人谈话写信,均念念不忘洗脑这门绝活,拿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金刚箍牢牢地套在对方头顶,有事无事念三遍紧箍咒,教人实在受不了。

  曾国藩不是皈依孔孟吗?孟子就曾说过:“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曾国藩给人洗脑即犯此病。不过,他给人洗脑,你可以明里受洗,暗里拒洗,与后世的强行洗脑还是有很大区别。后世的洗脑大师是否从他那儿获得初步启蒙,学到原始技巧?则未可知。可悲的是,曾国藩积累了数十年的“教学经验”,到头来,却一改惯常的理学家面目,示人以阴阳家声气。据朱克敏的《雨窗消夏录》所记:“曾文正公尝谓吴敏树、郭嵩焘曰:我身后碑铭必属两君。他任捃饰,铭词结语,吾自为之,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传万世。”他最后传人的口诀竟是后面这十二个字,怎不教儿女、友人、部属跌碎几千几万副眼镜?曾国藩平日讲的是孔孟儒道和程朱理学,经他数十年如一日的熏陶,别人已经深信不疑了,至少也是将信将疑,他这位“伟大的导师”内心却根本不信,还有比这更荒诞的黑色幽默吗?!他还算好,良知未泯,真诚未绝,在生前,肯揭破自己神圣的假面,拆穿自己真实的谎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还有一点“临终关怀”(不是生者关怀濒死者,反过来,而是濒死者关怀生者)。读了曾国藩出尔反尔的十二字“真经”,我不由得心中一凛,在这个悠谬之说蜂起的世界,你还能相信谁?谁又是值得你信任的“导师”?你很可能受骗一生,被洗脑一辈子,最终,那人大声告诉你,以往的折腾都是一场迷梦、一场游戏、一场灵魂的“浩劫”,你能受得了这一恶补吗?你还能心平气和?在封建王朝的君臣中,凡是有大手段大学问的,都以给大众洗脑为平生快事,一级一级往下洗,直将万民的大脑洗成了一盘盘空白磁带,他们才能恣意妄为,举国上下,也没有几人质疑他们的恶行,丑剧一幕接一幕。曾国藩显然是一个坏榜样,最终他还忍不住破坏了行规,可想而知,九泉之下他必定会遭致后世洗脑界的高明同行暴谇痛殴一顿。

    四、力倡勤俭

  “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

  有成”,“切不可忘却先世之艰难,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不望子孙做大官,只望做读书明理君子”,“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曾国藩正是基于这样清醒的认识,才不厌其烦、苦口婆心地训导诸弟诸子诸侄克勤克俭,不可懒惰奢靡。在他极力提倡的八德——“勤、俭、刚、明、忠、恕、谦、浑”——中,“勤”、“俭”居然排在一、二位,偌大一个“忠”字却被挤到后面。你别说,他这一“笨招”还确实行之有效。曾氏家族人才辈出,虽过五世而君子之泽未斩,便是一个雄辩有力的证明。

  一个人身居高位,享有厚禄,还力倡勤俭,不知你信不信,我却打算冒险信他一回。北宋的大史学家司马光曾用“俭以养德,清以修身”八字教诲其子司马康;与司马光同时期的大文豪欧阳修也终生念念不忘“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母训;明末理学家朱柏庐的《朱子治家格言》更是深入人心,其中那句“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旧日的读书人几乎口口能诵。曾国藩一生之计在于勤,著述就不用说了,光是那些日记和书信,要在倥偬辗转之中,万机百务之余,年年写月月写日日写,就相当不容易。曾国藩有早起的习惯,他常用开玩笑的语气提醒别人“起得早,捡个金元宝”,还说过“早起三日当一工”的话。他恪守的八字家规“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中第三项便是早起。带兵期间,曾国藩天还未亮就起床,明炮一响,布席开餐,众幕僚均以此为苦。李鸿章后来对人说: “我老师实在厉害,从前我在他大营中,从他办事,他每天一早起来,六点钟就吃早饭,我贪睡总赶不上。他偏要等我一同上桌。我没法,只得勉强赶起,胡乱盥洗一番,朦胧前去过卯,真叫受罪。等日久习以为常了,也渐觉苦尽甘来。我日后办事,亦能早起,才知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大家到齐才操筷吃饭。饭吃完了,时间尚有余裕,众人即围坐谈论,经史子集,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实用的发言,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堂课。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倒西歪的。他自己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耙,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这真被他摆弄得苦了。”

  李鸿章的这段讲话十分传神,说明曾国藩虽是一位道学先生,却并非那种面目可憎,言

  语无味的角色。

  自古以来,多少钟鸣鼎食之家相继败落,都是因为子孙骄奢淫逸所致。曾国藩出将入相,最担心的就是子孙长处于富贵乡里,习惯过一种寄生虫似的生活,渐渐蜕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他随时随地言传身教,对家中子弟的训诫可谓苦口婆心:“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又说:“勤俭持家,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饭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他说得很有道理,若要家泽绵远,的确舍“勤俭”二字则别无可取。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曾国藩嫁女儿,嫁奁一律为二百两银子,这个数目在当时攀比成风的官场可是显得有点寒伧。身为两江总督,曾国藩还不惮其烦,为家中媳妇女儿们亲制了一份功课单,具体内容抄撮如下:

  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每日验一次。巳午刻,纺棉或绩麻。衣事。三日验一次。中饭后,做针黹刺绣之类。细工。五日验一次。酉刻过二更后,做男鞋女鞋可缝衣。粗工。每月验一次。

  曹操临死之际,犹念念不忘分香卖履,大“奸雄”心细如发,不免遭到晋代名士陆机调侃,因而贻笑后世。应该说,曹操与曾国藩都是内圣外王的典型人物,他们治国平天下时运用铜肝铁腕,心肠都够狠够黑,未必可爱可敬;他们真正的可爱可敬之处往往体现在诸多相对次要的细节上,勤俭便是其中之一。曾国藩身兼将相,位冠百僚,为大学士一等侯两江总督,竟腾出心思来为媳妇女儿辈制定“功课单”,也难免会被今日某些豪门公仆嘲笑为“吃饱了撑的”。不管你喜不喜欢曾国藩这个亦正亦邪的人物,只要你有颗平常心,就不会对他每一举每一动都嗤之以鼻。同治七年(1868年)五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记下十六字口诀:“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他还在日记中说:“士欲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日厚日实。厚者勿忌人;实者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即便在晚清那样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末世里,大臣中仍有曾国藩这般力倡勤俭和谨厚务实的清明之士。众口喧阗地否定晚清,这并不能突出今人的高明之处,惟有狠下一番甄别的功夫,且与现实相比照,看看那些人事还有多少站得住脚,才可见出我们的眼光如何。

  曾国藩规模远大,综理密微,以勤廉为本,慎独,主敬,求仁,习劳,一辈子活得真够累真够苦的。他只不过是一介书生,却亲手练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强劲的民兵组织(湘军),他首建义旗,终成大功,可算是一位传奇人物。后来,慈禧太后想利用声威浩大的义和团打击外来侵华势力,便是预先从湘军身上看到了民气可用,民间武装力量可恃,认为外敌虽气势汹汹,强龙难压地头蛇。但义和团要对付的是无论军纪武装还是后备财力都远远优于太平天国的八国联军,因此好一顿反文明、反人性的歇斯底里大发作后,便输得惨不忍睹。

    五、曾国藩是那个时代特异的产物

  某些学者喜欢津津乐道历史人物的局限性,连孙中山先生也在他们的“狙击”名单中。任何人都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产物,那么试问,谁又能逃出“局限性”这个怪圈?今人多多少少接受了民主与科学的熏陶,对封建专制持否定态度无疑是对的,但对于历史人物,则须审慎看待。仿佛不能要求盐碱地上长出蓊蓊郁郁的森林一样,我们也不能要求封建社会的石板田中长出具有现代思想的庄稼,而只能要求那片荒地上较好的作物。曾国藩即是这样的作物。

  天生鹰眼的历史学者梁启超对近人多有苛评,少有推许,可他着实对曾国藩说了一大篇好话。他称赞曾国藩“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卓绝艰苦,如斯而已”,他对曾国藩的志向、趣致、性格、胸怀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充满了敬意。

  诚然,作为近代史上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曾国藩主观上是清王朝的铁杆保护者,客观上却又是它的掘墓人,正由于湘军与淮军的极大成功助长了地方军阀的势力,最终使清王朝眼睁睁地看着南方诸省纷纷独立,却无可奈何。这种走向愿望反面的结局和被后世史学界封为“近代军阀的开山鼻祖”,显然是曾国藩始料未及的。时至今日,一位关心历史的读者单凭个人好恶完全可以不喜欢曾国藩,但也没必要回避他,忽略他,在曾国藩身上既有封建专制时代政治家光明温暖的一面,又有阴暗冷酷的一面,今人正可以将他作为最典型的标本细细剖析。

  在中国近代史上,湖南人之所以能够猛然振作,能够有大抱负、大担当、大作为,都与曾国

  藩这只“领头羊”将湘军做大做强息息相关,正是他,开启了一道湖南人才资源的大闸,最

  终赢得“半部中国近代史为湘人写就”的盛赞。曾国藩是近代湖南一面最具感召力的旗帜,这么说,绝不是一句讨好的捧场话。即便是蔡锷那样具有民主政治理念的现代名将也曾亲手编辑了《曾胡治兵语录》,将曾国藩、胡林翼有关治兵的语录汇集起来,逐条加以评点,作为军事将领的教科书。以往,人们受到片面的历史观念误导,又有许多政治立场上的顾忌,不敢取这个角度去看,确实情有可原。如今,曾国藩走出了浓厚的妖氛,成为了热门人物,世人的态度也再度裂变为二:

  一是依然莫名其妙地鄙视他,依然人云亦云地咒骂他,视他为近代阴贼险狠、凶神恶煞的最高代表;二是奉他为近代完人和圣之时者,将他的《挺经》和《家书》视作修身立业的至尊经典。

  应该说,这两种具有极端倾向的态度都有失偏颇,曾国藩既不是什么成色十足的刽子手和卖国贼,也不是什么近乎完美的英雄和圣人,他只不过是那个时代特异的产物,你可说他亦白亦黑,亦好亦坏,亦忠亦奸,亦正亦邪。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至于他信守了一辈子的那套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论,是不是仍足以代表当今时代先进文化的方向?这就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楚的了。

编辑:s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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