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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国共日关系的哲学反思

[日期:2007-03-12]   来源:中国国防论坛  作者:弘道   [字体: ]   【 推荐 】   【 打印

    【内容摘要】在抗战期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次要矛盾是国共两党之间的阶级矛盾,中日战争便是在这两对复杂的矛盾中交织进行。本文针对以往研究中只重视战争中国共日三者关系中两两关系的研究、而忽视将三者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以及由此所产生的错综复杂的联系,从哲学的高度客观、辩证地分析了国共日三方在抗战期间的具体态势和前后战略的演变,认为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与支持是国共日强弱转换的必要条件,为更好地研究抗战期间国共日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

一、把握时代特征,客观、具体地分析国共日三方的具体态势,是审视国共日关系的唯物论基础

  1938年5月毛泽东写下了《论持久战》,他从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特征入手,一开始便把问题提到了特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源就在这里。”[1]中日战争作为特殊的社会事物,它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之中。强调其具体的时代特点,就是坚持了历史的唯物论,从宏观上把握住了中日战争的客观具体性。

  事物的具体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多种规定和多种关系的复杂结构。马克思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2]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中日战争期间中国大陆上的三方力量进行具体的分析,是认识三方战略指导、判断三方关系的必需。也是完整把握中日战争的各种规定和各种关系的基础,使人们对抗日战争的认识从感性具体上升到理性具体。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阐明,中日双方存在四大相互对立的基本特点:(一)敌强我弱;(二)敌小我大;(三)敌退步我进步;(四)敌寡助我多助。敌我双方的这些具体特点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他是从战争的全局来考虑中日之间的具体态势,中国方面包括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两者的力量。如果我们从国共日三方来细分这些特点,会有更直观现实的印象,对研究国共日的关系能够更为清晰明确:

  (一)、从经济力、军力和政治组织力来讲,日本强,国民党较强,共产党弱。在经济力上,早在1937年前,日本国内已有金属加工厂6600多个,机械制造厂9000多个,化学制品工厂4300多个,以此为基础日本在1937年就能生产飞机1580架,重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辆。造船能力每年为40万吨,造舰5万吨。而当时国民党所统治下的中国工业非常落后,所有重武器自己都不能制造,一切重武器,甚至相当一部分轻武器都要从国外购买。[3]共产党统治下的根据地则仅能制造一些土制的轻武器,绝大部分武器依靠缴获;在军力上,抗战初期,日本方面陆军拥有常备军17个师团,共约25万人,海军总吨位190万吨,空军飞机2700架。国民党陆军为220多万,海军总吨位仅11万吨,空军各种飞机600架(其中由于缺乏备件和维修能飞的不足300架)。共产党则仅有陆军8万余人,海空军无。日军战时一个师团配有坦克24辆,在抗战初期日军在中国战场拥有坦克近600辆,而国民党仅有一个战车团,战车十几辆。日军每个师团配备火炮108门且多有重炮,而国民党仅有中央军拥有几个重炮旅。日军每个师团还配备马匹5800匹,而国民党除少数骑兵外,马匹均很少。[4]共产党在这些方面基本为零;在政治组织力上,日本早就处心积虑要发动侵华战争,长期以来极力向其士兵灌输好战的武士道精神,而国民党军队刚刚停止反革命的反共战争,对于全面抗击日军缺乏应有的思想和组织准备。共产党虽然有较强的政治准备,但在国民党的围剿下,立足未稳,也没有做好全面抗击日军的组织准备;

  (二)、从人口和资源来讲,日本较强,国民党强,共产党弱。日本是一个资源缺乏的国家,其国土面积14.8万平方英里,抗战前期总人口5千万左右,其国内重要工业原料的产量占其总消费量之百分比是:铁矿石,16.7%;钢,62.2%;铝,40.6%;原油,20.2%;盐,31.3%;虽然所消耗的煤有90%以上都是国内生产,但日本缺乏焦煤可供炼钢之用,至于某些战略性金属,例如镍,日本也完全依赖输入。日本虽然能炼铝,但其原料铝矾土也必须依靠进口。在所有资源中最重要的还是石油。抗战前期,日本所需石油大约80%是购自美国,其余20%的大部分则来自荷属东印度。据日本估计,当时日本每年需要石油500万吨,而其自给能力尚不及10%。[5]而1937年国民党辖区内拥有中国的大部分领土和资源,人口超过3亿,共产党所领导的根据地在1937年初,只有陕甘宁苏区一块根据地,包括20余县约13万平方公里和100多万人口;

  (三)、从战争的性质来讲,抗战期间进行的是一场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日本进行的是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国民党进行的战争既有反侵略的一面,又有压迫人民的反革命一面。共产党进行的是反侵略反阶级压迫的战争。从战争的正义性上来讲,日本所进行的是一场非正义和退步的战争,它必然要最大地激起它国内的阶级对立、日本民族和中国民族的对立、日本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对立。这也是它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而国民党所进行的反侵略战争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是进步的。但是其作为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其自身的局限性决定了它又有反人民的阶级压迫一面,会阻碍社会向前发展,因此又有其退步性。只有共产党进行的才是最坚定的反侵略反阶级压迫的进步的正义战争,它必然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最坚定的支持;

  (四)、从援助上来讲,日本寡助,国民党有人民群众暂时支持,而共产党有广大的人民群众最坚定的支持。“日本虽然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后一种力量代表了全世界最广大人民的愿望,并将逐渐增长,终究不但将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将施其压力于日本自身。这是失道寡助的规律,是从日本战争的本性产生出来的。”[6]而且其随着其侵略战争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遭到被侵略国家和本国人民的越来越激烈地反对。国民党作为官僚资本阶级的代表,其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冲突虽然会由于对日战争而得到暂时的缓解,但会随着抗日战争的向前发展而逐渐尖锐起来,因此它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援助只能是暂时的。而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其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其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也是最坚决的,因此会得到人民群众最彻底的拥护。

  上述这些要素和特点是相互关联的,是在比较中存在,在斗争中发展的。如果我们仅注重某一方面而忽视另一些方面,把某一方面从整体关系中抽象出来,加以绝对化,就有可能得出亡国论或速胜论的结论。而当我们把三方的全部特点综合起来,客观地、具体地研究三方诸特点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可以看到,日本有一个长处三个短处,国民党有一个长处三个短处,共产党有两个长处两个短处。而日本之长处会受其他三个短处而削弱;国民党这长处也会受其他三个短处而削弱;只有共产党之短处又会因其两个长处而增加;日本和国民党之强可因其缺点而减杀,共产党之弱可因其优点而补充;日本和国民党之优点和缺点可因共产党之努力而减弱和扩大,共产党之优点和缺点可因自身之努力和国日之间的战争而加强和克服,这是因为日本和国民党的长处只是战斗力和资源这些表面的,量上的,而共产党的长处却是人民群众的支持,是最根本,质上的长处。因此,国共日三方力量对比强弱之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但是,日本和国民党之缺点一时不能发展到足以减少其强的必要程度,共产党之优点也一时不能发展到足以补充其缺点的必要。因此,国共日三方受自身特点的限制,而只能于一定阶段、一定程度上的胜和败,造成了持久战的局面,但是最后的胜利是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只有从国共日三方的全部特点及其关系中具体把握抗日战争客观态势,才能坚持分析的客观性与具体性,这也是研究国共日关系的唯物论基础。

二、着眼国共日战略的演变,分析三方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认识国共日关系的辩证法本质

  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发展的,事物发展都是作为过程而出现,而任何过程又无不充满矛盾。而矛盾着的对立面在其对立统一关系中的力量是不平衡的。分析事物的矛盾,首先要注意分清主次,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这样,才能认清事物矛盾的性质,抓住本质和主流。然而,矛盾与过程是分不开的,“事物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 [7],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矛盾。虽然总体看来,在抗战期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次要矛盾是国共两党之间的阶级矛盾。这两个矛盾决定着国共日关系的方方面面。但是在这期间矛盾的主要方面却是不尽相同的,如果我们将整个中日战争从时间上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即防御阶段;第二阶段为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阶段,即相持阶段;第三阶段,敌之战略退却,我之战略反攻阶段,即反攻阶段。着眼每一阶段国共日战略的转变,分析每一阶段矛盾的主要方面,便会对整个抗战期间国共日的关系有个更清晰的认识。

  第一阶段:从芦沟桥事变到武汉失守(1937.7—1938.10),是日本进行战略进攻,中国进行战略防御阶段。这期间日本与国民党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芦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开始。这时国民党是全国的执政党,它统治着全国绝大部分地区;控制着关系国计民生的几乎所在大、中城市和工交企业;统帅着除中国共产党以外的绝大多数武装力量,所以抗战一开始,日本帝国主义理所当然地把进攻的矛头对准了国民党军队,而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则不重视,认为不过是少数共产党人在那里打些游击仗罢了。因此日本在第一阶段在战略上针对国民党采取了速战速决的歼灭战方针,它之所以要采取这一方针,是因为它的兵备虽强,但人口少,兵员不足;国土小,资源匮乏,国力不厚,不利持久作战;且它是侵略者,不义战争是失道寡助的;帝国主义国家间存在矛盾,若长期战争,会引起第三国的干涉。另外,日本认为中国不堪一击,决无全面长期抗战的决心和意志,以为通过局部化的战争,速战速决即可达到其侵华目的。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中共中央迅速制定了《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拟定的战略基本方针是持久的防御战,战役上应以速决战为原则;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避免持久的阵地消耗战;战略上处于内线作战地位,而在战役指导上,应是外线作战,以求得歼灭敌人;广泛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等。中国共产党认为这才是保持持久战的有效方法, 才是消灭敌人争取胜利的手段。而1938 年5 月,毛泽东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部重要著作更是从理论上确立了共产党持久运动战思想,并坚定不移地坚持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同时在统一战线中保存、巩固和发展革命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孤立打击顽固势力,努力把中国政治引向新民主主义的前途。1937年8月,国民党政府也召开了由各党派参加的南京最高国防会议,对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和各自战略方针作了具体分析。针对日本企图使战争局部化的阴谋,应尽量使战争全面化;针对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实行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持久消耗战略。[8]上述分析得到了蒋介石的肯定,他随后宣布: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实行既定“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以争取最后胜利”的国防方针。基本上坚持统一战线,用以维持民族抗战,同时也不忘利用统一战线争取、分化和消灭异己力量,力图把中国政治引向专制独裁的前途。在这期间,中日民族矛盾促使国共两党实现了空前的民族大团结,一致抗日。而日本和国民党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国民党从芦沟桥事变,到武汉失守,共丢弃了15个省区的900余县、930余城,约120万平方公里土地,沦陷区人口约达2亿2千余万,军队损失约80万人。使日军伤亡44.7万人,速决战变成了泡影。而共产党截至1938年底,共收复198座县城,建立了大小十多块根据地和游击区,八路军由3万多人发展到15.6万余人,新四军则由1万余人发展到2.5万余人。[9]

  第二阶段:从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1938.10—1941.12),是中日双方战略相持阶段。这期间日本与共产党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日本到1938年10月,在付出了重大伤亡后,虽然占领了我国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的大片土地,也给了国民党军队一定程度的打击,但在占领广州、武汉后,由于占地广阔,战线太长,这时已深感兵力严重不足,其守备兵力已占总兵力的55%。古今中外的战争史告诉我们:守备兵力大于进攻兵力时,则意味着进攻能力的枯竭,进攻终点的出现。日军占领武汉后,侵华日军总兵力中一线进攻兵力已达极限,若发动新的进攻,必须从国内增派兵力,而其国内的战略预备队只有两个师团,无兵再抽。并且,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其后方展开大规模的抗日游击战争,共产党已严重威胁到它的后方安全。为应付这一局面,日军大本营决定调整其对华方针,即由以大规模攻势作战打击国民党军队转向巩固占领区,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开辟的抗日根据地;由以军事打击为主转向以军事打击为辅、政治诱降国民党政府为主的战略。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在日军的政治诱降下公开投降,而以蒋介石为首的亲英美派虽然没有投敌,但当他们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力量有了迅速发展时,加上日本对其方针的改变,所以它们的对内对外政策也开始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对内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动方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的专门机构,强化反共活动和对国统区人民的法西斯统治;另一方面,也较为认真地应付日军在正面战场发动的局部进攻。共产党对相持阶段到来后的残酷战争,早已做了充分准备。广州、武汉刚陷落,中共中央就及时指示全党:“抗战形势起了新的变化”,“目前的任务,就是克服困难,团结全国人民力量,继续抗战”。1939年5 月又指出:“二期抗战的重心是在敌后”,“争夺敌后的方针便是扩大发展游击战争”。[10]6月,中央军委再次指出:“华北八路军与江南新四军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工作,尤其是巩固新部队。而在华中方面,中心任务是在发展”[11] 。在上述方针指导下,我敌后军民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据统计,从1938年6月至1941年5月,华北八路军对日战斗15139次,华中新四军对日战斗4967次,共产党的敌后战场抗击着日军25.5个师团,占其总兵力的67%。国民党军仅抗击日军12.5个师团,占33%。同时,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还发动了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调动约5个军进攻晋西北新军;蒋介石调集10个军进攻太行区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并于1941年1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共产党坚决顶住了这些攻击,并在宜昌失守以后,察觉到日中进行和平谈判的危机,为了坚定国民党和全国民众抗战的信心,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将全国的抗战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第三阶段: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1941.12.18—1945.8.14),是中国转入战略进攻阶段,这期间日本与共产党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战场上的重点又有了新变化。一方面将正面战场的一部分兵力转用于太平洋及东南亚战场,另一方面将更多的兵力投入到对其构成严重威胁的解放区战场。而对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除了1944年以外,大多维持了对峙或有限目标的局部进攻。这时国民党集团看到国际反法西斯战场由于美国的加入,尤其是太平洋战场的开辟,日本对它的压力已大大减轻。到1942年12月苏德战场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国民党更是感到不用它太多努力战胜日本亦是可能的了。而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由于在敌后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抗日武装力量有了迅速壮大。他感到这将严重威胁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对全国的统治,因此视为心腹大患.。所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形势对中国抗战明显有利之时,国民党却走向了不但积极反共而且完全消极抗日的反动道路。如1943年5月,国民党趁共产国际解散之际借题发挥,竟无理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6月便调遣40多万大军准备分九路闪击陕甘宁边区。而共产党本着坚持统一战线,对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1944年开始八路军、新四军举行了对日持续二十个月的攻势作战,到1945年8月,完成了抗日游击军、游击战,向正规军、正规战的战略转变。到8月14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时。共产党共抗击着约百分之六十的侵华日军和百分之九十五的伪军,歼灭日伪军170余万人。并拥有根据地19块,遍及西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广大地区,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其武装力量主力达到120余万人,民兵220万。而国民党却以321万人的伤亡代价,共击毙日军52万,击伤193万人。[12]

  纵观整个抗战期间国共日战略的演变,不难发现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侵略中国的“芦沟桥事变”和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突出标志。国共日关系始终围绕着这条主线展开。“七七”事变后,中日双方都进入了战争状态。在抗日战争期间,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其它矛盾都是围绕着抗日而展开的,只有在抗日的前提下才能解决。但是国共两党之间的阶级矛盾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又对中日民族矛盾这一主体产生了制约和影响,表现为不同的历史阶段出现不同的矛盾主要方面。而矛盾主要方面的变化,正是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的主次地位的根本变化,是旧矛盾统一体的破裂,新矛盾统一体的产生。只有认识到这些矛盾的发展与变化,才能辩证地把握国共日关系的本质。

三、“兵民是胜利之本”,立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与支持,是看待国共日强弱转换的人民史观精髓

  列宁曾经说过:“辩证法是这样的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又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强与弱是不能孤立地存在。如果没有与它相比较的另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两者是互相依存、互相渗透的,这就叫做同一性。也就是列宁所谓的“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但是,强与弱不是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强弱的互相转化。这就是同一性的第二种意义。强与弱,不仅相互依存,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而这个条件又是什么呢?这是辩证法研究的重点。抗日战争作为全民族的民族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在抗战初期,日本是最强的一方,而结果却战败了,而共产党是最弱的一方,却在抗日战争中逐步强大起来,是什么使得国共日这种强弱关系的对比发生了转变呢?其根本原因就是人民大众。“兵民是胜利之本”[13],不仅集中反映了抗战哲学中的唯物史观思想,同时也是强弱相互转换的充要条件。

  日本发动战争其目的是要将中国变为他的殖民地,这种将自己的利益强加在人民群众头上,以损害人民群众利益来谋求自身利益的作法必然会遭到人民群众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由强到弱,最终走向失败,这一变化就是最好的证明。抗战初期,日本是优势,中国是劣势。此一阶段中国之变化有两种:一是向下的变化,表现为土地、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文化事业的减缩,这种减缩甚至会相当大。然而中国更有向上的变化:抗敌经验的积累、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新方向的发展、游击战的开展、国际援助的增长等等。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向下的变化是旧的量与质,主要表现在量上;向上的变化是新的量与质,主要表现在质上。日本则相反。中日双方这种质量不同的变化,不能等量齐观,日本向上的变化是暂时的,局部的,向下的变化是根本的,因为他无法得到被占领国人民群众和本国人民群众的支持。从根本上看,日本向上的变化主要表现在量上,向下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质上。并且,随着战争的持续,其向下的变化将会更加迅速。在相持阶段,敌我双方的上述两种变化将继续发展。日本继续向下:军力、财力大量消耗于中国的游击战争,国内人心更加不满,士气更加颓废,国际上进一步孤立。中国则继续向上:在政治、军事、文化和人民动员方面更加进步,游击战争更加发展,经济也将依凭内地小工业和农业的发展而有一定改观,国际援助将更加增进。经过一段较长时间,双方的力量对比将发生巨大的相反的变化。在反攻阶段,双方的力量对比在质与量上将发生根本变化,日本在质与量上都将脱去优势,走向劣势;中国则在质与量上都必脱去劣势,走向优势。日本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

  国民党主张和坚持的是片面抗战路线,即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抗战,轻视和害怕发动全社会的力量,这决定了它不可能真诚地联合以民主党派和地方实力派为首的中间力量,只能是利用,能利用则利用之,否则便予以打击弹压。由于国民党缺乏政治上的进步和民主,使其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一条脱离群众,甚至压制群众,单纯依靠军队抗战的道路。如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强调:各地人民武装和敌后抗战都要置于“各战区司令长官指导之下”,压制群众抗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中更提出:“假借共产党或八路军与新四军名义擅自组织武装队伍者,当地驻军得随时派兵解散”[14]。并且国民党在抗日的同时,积极推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博山惨案、平江惨案、深县惨案、确山惨案、晋西事变、皖南事变等相继发生,不少抗日团体、进步志士,不是捐躯在抗日战场上,而是倒在蒋介石国民党的枪口下,这些倒行逆施的行为使蒋介石在政治上陷入孤立,国民党也失去人民的支持。这种名义上依靠民众,实际上单纯依靠军队的抗战方针,必然会造成自身的孤立,从而削减自身的力量。

  共产党主张和坚持的则是全面抗战路线,“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15]人民群众中蕴藏了巨大的抗战力量,只要组织起来,就“选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16]动员、组织和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兵员不足和财政困难等等的问题都可以比较容易地得到解决;敌人也就会在我动员、组织起来了的人民面前丧失优势,变成瞎子、聋子,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团结一切能团结的力量。正是共产党这种全面抗战路线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支持。民主党派中的大多数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 逐渐放弃对国民党的幻想,转而支持中国共产党, “事事采取和中共一致的态度,力求呼应中共,处处和政府为难”。[17]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倡议联合政府,
 

编辑:ia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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